议论式悼词以议论死者对社会的贡献为主，并适当地结合打情或叙事。它常见于书面体的哀悼文章。
例文:
永恒的纪念与景仰
茅盾
一九四四年最后那一天将是反法西斯的文化战士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反法西斯的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罗曼·罗兰，是在十二月三十日逝世的。
对于我们中国的知识者群，罗曼·罗兰不是一个生疏的名氏。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同是今天的进步青年所爱读的书，我们的贫穷的青年以拥有这两大名著的译本而自傲，亦以能转辗借得一读为荣幸。
而且我们也不能忘记：当我们这时代的伟大的思想家艺术家鲁迅先生的《阿Q 正传》由敬隐渔君译为法文而在法国出版时，罗曼·罗兰读了以后曾是如何感叹而惊喜的；当《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次和广大的中国读者见面时，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向中国的兄弟们宣言》的寥寥数语中，给我们以多么大的鼓励。那时我们正处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前夜。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从淤血堆中挖个窟窿透口空气的千千万万争民主求光明的青年们，看到罗曼·罗兰对我们号召：“我只知道世界上有两个民族，——一个上升，一个下降。一方面是忍耐、热烈、恒久、勇敢地趋向光明的人们——一切光明：学问、美、人类的爱、公共的进化。另一方面是压迫的势力：黑暗、愚昧、懒惰、迷信和野蛮。我是附顺前者的。无论他们生长在什么地方，都是我的朋友、同盟、弟兄。”那时候我们就知道，在争民主求光明的斗争中我们不是孤独的，我们有了坚强的信心了。
我们也还记得：当“五四”初期，思想界还没有个中心的时候，为了批判资本主义文化而求启示，曾因探索“新浪漫主义”的内容而在若干文化工作者群中涌起了研究罗曼·罗兰的热潮；在话剧运动的初期，罗曼·罗兰的“民众剧”的理想也曾被提出而讨论，田汉先生曾经热心地介绍过这一理论。
我们现在不但有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还有《革命戏剧》的大部分的译本（罗曼·罗兰自称其以法国大革命力题材的剧本曰《革命戏剧》），有《葛莱郎波》的译本（？）也还有兹怀格的《罗曼·罗兰传》的译本。在当代的世界文化巨人中，我们可以说，除了高尔基以及若干苏联作家而外，罗曼·罗兰是和萧伯纳、德莱塞、纪德等等同为我们热心研究的对象。而我们对于罗曼·罗兰的热心更有其特殊的理由，即因他第一次引起我们的注意的，是他那在上次世界大战时期所发表的《精神独立宣言》，是他的在上次世界大战时期所写的反战论文的结集《超于混战以上》。而也因为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顷，法西斯的毒焰在全世界高扬的时候，罗曼·罗兰是国际文化界中反法西斯与保卫世界文化的立在阵头的战士。
现在，正当法兰西获得解放而法西斯强盗的末日即将到来的时候，罗曼·罗兰——这位反法西斯的巨人和老战士却以七十九的高龄谢世了，在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斗争中，人民的胜利于今是确定的了，然而艰巨的工作还在前面，从军事上政治上消灭了法西斯以后，还得从文化领域中彻底扫荡法西斯以及准法西斯的毒瘤，这一工作不见得比消灭法西斯的武力轻便些。我们在这时期特别需要罗曼·罗兰。他的逝世，对于我们——全世界，不但法兰西——的损失之大，是无可比拟的。
中国的文艺工作者——文学家、音乐家、戏剧家，在反抗日本法西斯战事的第八年，在向前奋斗以求民主政治真正实现的今天，对于这一位反法西斯的文化巨人的逝世，不仅是哀悼就算完了事的。我们的处境也许比西欧的同志更为严重些，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也许比西欧的同志所面对的，更为艰巨些，而我们的主观力量，（不必讳言）比起西欧的同志来，也还觉得薄弱些。然而我们有信心，我们的信心是从“五四”以来的思想斗争的经验来的，是从鲁迅先生的光荣的业绩里来的，而也是从世界的反法两斯文化前辈的努力与其辉煌的事业而来的。
在今天，我们文化人，正经历着思想上的绝大的苦闷，也正在经历着一次绝大考验。今大，人类历史新的一页正在展开，但也是一个伟大的斗争的时代。今天，相同于罗曼·罗兰在上次大战以后的“摸索和彷徨”的情绪，在我们文化人中，恐怕也还是相当普遍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以哀悼和纪念之心，来追溯罗曼·罗兰一生所经过的思想历程，将能激发我们的勇气，增强我们的信心。
罗曼·罗兰所走过的，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路。当他七十岁时，他感谢苏联人民对他七十大寿的庆祝，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多谢你们纪念我的七十岁，这好像是一个旅程的终点——从巴黎走到莫斯科。我已经走到了，这个旅程并不平顺，然而完结得很好。..‘经过苦痛而后快乐’。经过了七十年来的战斗与劳苦互相更迭的长途旅程，我才到达了你们所建造着的“快乐’，这世界人类的新社会。..”（用戈宝权的译文）。而在另一时，他又曾这样告诉我们：“你可知道我是从什么地方，从什么年代的深处来的？我是从溃灭了的巴黎公社，从一八七○年惨酷的普法战争的时期来的。..我的来处是在战争期以及在革命期两度被征服过的法兰西，是当我的童年时代和青春时代一直在悲观主义的重压之下屈伏过的法兰西”（用戈宝权译文）。但是，时代和“来处”，并不能把罗曼·罗兰压在怀疑和悲观的深渊，也不能把他驱入“象牙之塔”，——虽则他早年的环境和教养是很有这可能的。当他毕业于高等师范，游学罗马与德国之后，曾经深受托尔斯泰和华格纳的影响。托尔斯泰的充满了热情的呼声“我们怎么办呢”？曾经使他深受感动。他和托尔斯泰的通信，在他“那时期是他的路”，他这样说；从此他立下了为人民——为人类服务的伟大决心。
然而，人民的道路——人类的历史的道路，是向哪一个方向去呢？此去又该经过怎样必不可少的步骤呢？这些问题，当时的罗曼·罗兰是有他自己的见解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可说是他的这个见解的形象化，那么后来的《精神独立宣言》便是详细的注脚，抽象的理论。“唯有创造才是欢乐”，“创造就是消灭死亡”，这是《约翰·克利斯朵夫》中淋漓痛快地发挥了的。克利斯朵夫是从窒息的毒害的“优秀阶级”文化中钻出头来的英雄，——以创造战胜一切丑恶与危害的英雄；罗曼·罗兰曾经说过：“我那时是孤独的。我在一个精神上敌对的世界里感到窒息，我要呼吸，我要反抗一种不健全的文明，反抗一般僭称的优秀阶级的毒害的思想。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必需有一个眼目清明、心灵纯洁的主人翁，有着相当高卓的灵魂以便有说话的权利，有着相当雄壮的声音以便令人听得真切；这个主人翁，我耐心地造成了。”（用戈宝权译文）。
从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九一二年完成）到“超于混战之上”，罗曼·罗兰是从“创造即欢乐”的说教者走到了实际斗争的战士的阵头了，但在基本思想上他还是始终一贯的，这就说明了后来他在“光明社”何以会跟已比塞意见相左。直到此时为止，罗曼·罗兰的基本思想是个人主义，——或者也可你为新英雄主义。他认为“自由而阔大、坚毅的个人主义，便是人的最高价值、人的前锋”，而约翰·克利斯朵夫便是他这理想的化身。罗曼·罗兰在《精神独立宣言》中表示：此种精神的个人主义是独立的，不附属于任何民族，不附属于任何党派，保持着超利害的客观性，作为一种科学的气象台，以清明的眼光照耀着人类的前途。他更进一步说，这样的精神的个人主义者可与人民的战士携手而且为其引路。
这样的“理想”，也许是“美丽”的，不幸面对着现实之时，却碰了钉子。一九二○——一九二七年间，正是罗曼·罗兰的“摸索和彷徨的年代”。他回到了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又向甘地主义伸出了乞援的手。但是，大智大勇大仁的罗曼·罗兰终于突破云阵，“向过去告别”。“从巴黎走到了莫斯科”。精神的个人主义的罗曼·罗兰终于成为社会主义的战土。
一九二七年以后，罗曼·罗兰的思想发展的过程，可以他的几部著作来表示。这几部著作正可视为他的思想历程的里程碑。
《向过去告别》论文集出版于一九三一年，在这里他批判了自己过去的思想，宣告他的对于社会主义的拥护；用他自己的话，这是“已经毁了身后的桥梁了，不管我后面有桥还是没有桥，我永不再回头了”。
《保卫新世界》论文集出版于一九三二年。
《动人的灵魂》（长篇小说）第五六两卷《诞生》完成于一九三三年。这一部共六卷的巨著，开始写于一九二二年，初成第一卷《安娜德与西维尔》，及第二卷《夏天》，中经间歇，一九二六年更成第三卷《母与子》，又隔五年，那是一九三一年了，成第四卷《一个世界的死亡》，翌年完成最后两卷
（五与六），均题为《诞生》。和《约翰·克利斯朵夫》相同，这一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时间，前后亦跨十年——一九二二到一九三三。然而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写作的十年间所不同者，这后十年正是罗曼·罗兰所自称为“苦斗十五年”的重要阶段。如果前十年可称为罗曼·罗兰前期思想形成的阶段，而《约翰·克利斯朵大》是其总结，那么，后十年便可说是罗曼·罗兰后期思想发展的阶段，而《动人的灵魂》的最后三卷便是他“摸索”而合于大道的宣言。
安娜德最初还是“克利斯朵夫型”的人物，但是经过了幻灭以后，她渐渐改变了，终于在她的儿子马尔克因为反战（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谋杀以后，她坚决地作为本阶级的叛逆者而踏上儿子所走的路——人民大众的历史的道路。她说：“没有力量的白旗染上了红血，已经成为红旗了，这旗帜将为千百万人所有，安娜德将拿起这旗帜与千百万人一起继续去战斗！”而罗曼·罗兰是和千百万人一起去战斗了，他在一九三二年以后成为国际反法西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这样我们在长篇小说《动人的灵魂》中看到了罗曼·罗兰早期思想的继续，也看到了《摸索和彷徨》，最后又看到了自我批判的《向过去告别》，大踏步走向新的《诞生》。怎样从一个个人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从一个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者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者，罗曼·罗兰足足走了七十年的长途，光是这一点坚韧的求真理以及自我批判的精神，已经值得我们万分景仰了。他这长途不是没有痛苦的，在他写给他夫人的信中曾有这样几句话：“我的累累的创伤，这就是生命给我的最好的东西，因为在每个创伤上面都标明着前进的一步”，这就是罗曼·罗兰之所以伟大。
在某些点上说来，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不也正如罗曼·罗兰所自称的“从什么地方，从什么时代的深处来的”，有些相仿么？五十年代的中国当然和一九七○——一九二○年的法兰西不同，但五十年代的世界不就是罗曼·罗兰所“摸索”的时期那一世界么？而时代逼迫着我们回答“我们该怎么办”；不更紧急于罗曼·罗兰的一九二二——一九二七年的当时么？
让我们认真来思索这一切，这该是时候了！
摆在我们当前的任务是争取民主，而争取民主的首要条件，则是挥起我们的笔杆，反对法西斯的侵略。罗曼·罗兰一生的艰巨的行程给我们榜样，也给我们勇气和信心，为了哀悼和纪念这一位世界反法西斯的文化巨人，我们的“摸索和彷徨”——如果还有，不该从此结束了么？《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们已经读过了，现在我们该读《动人的灵魂》了。我们相信：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对于伟大的罗曼·罗兰的逝世，将有无穷的悲哀，对于产生这位巨人的光荣的法兰西民族将永志其敬爱与感谢，中国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不单是法兰西民族的损失，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损失，也是中国人民大众的损失；我相信我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将以善于学习罗曼·罗兰作为永恒的纪念与景仰。
“向过去告别！”
让我们把这一句话作为座右铭吧！
一九四五年二月一日，重庆。
